锡器文化
锡器文化
锡壶的故事
发布时间:2013-09-02点击数:4176
锡壶
说锡壶就得说锡匠，说锡匠就得先说新盛街。
还记得老博山的新盛街吗？南头拖着一大截老城墙，直指大核桃园，站在坑坑洼洼的墙头，隔河一望是香市，向南远眺福门桥。新盛街的北头是典型的交通枢纽，向东先过沿河路，随即就是北关桥，进入北关、河东、镇东，通向马行街、县前街；西去是叠道，穿家庙胡同、小核桃园，过西冶街，一路陡坡上了后漆沟，进入制造琉璃、炉棚满坡的西圩，按下不说；新盛街北头，迎面一栋二层楼，红门红窗红楼梯，一点也不觉刺眼，走进店门，扑鼻而来的是经年不变的牛肉蒸包的味道，再见花纸吊顶，青砖铺地，一楼厅堂里靠墙一溜大漆八仙桌，配八只四腿大漆方凳。墙上一个半米见方的出菜口，旁边一张收钱收粮票的三抽桌，桌上一只圆柱体陶瓷筷笼，洗干净的竹筷齐刷刷闯得规规矩矩。出饭店西望，看到很陡的叠道街口，口上有一水果小店，白天时，盛各色红黄水果的条筐、箥箩就摆满了门前，一旁还立一个卖石榴蘸（即糖葫芦）的。由此向北进入税务街。税务街，过去一百年里，兴隆过好几个大户人家，城市改造以前，连片的大宅深院还一座连着一座。街面两侧，依次有卖栗子的、修车补带的、街道诊所、百货商店、药铺、蔬菜门市部、肉铺、旅馆、钟表铺、铁匠铺外加三两家小卖部。
单说新盛街，由北向南说起，西侧第一家是鱼铺，水泥垒的柜台，摆着大头靠、老鼠皮、淋刀鱼、长虫鱼等咸鱼，有时会供应新鲜的淋刀鱼、黄花鱼、青鱼、鲅鱼、八带鱼。一年四季的鱼醒气。同大街鱼铺一样，墙上贴一套“河豚有毒，不能食用”的宣传画，是店里店外唯一的装饰。别看这地方腥臭浓烈，却有一家买瓜子、干果的，四季不变的架式：两辆地排车首尾相联，摆满好几只箥箩，有南瓜子、黑瓜子、朝阳花子，天黑以后“叭”地点亮电石灯，还能抄起那杆精致的小秤，捻来捻去地称瓜子。下一家是蔬菜门市部，高台阶大门，２００个平方的规模，足有税务街蔬菜门市部的十倍，柜台上一字摆开若干台秤，柜台以内的地下、靠墙的台面上堆满紫色的茄子、淡绿的西葫芦、元白菜、粉绿的冬瓜、青白分明的白萝卜、朱红的红萝卜、西红柿、老绿的黄瓜。墙上偌大一面黑板，写满菜名、菜价，冬瓜五分，茄子六分，黄瓜八分等等。柜台外最是宽敞，能容上百人拥挤，不挤的时候，孩子们被允许进去，从北头跑到南头，一气好几个来回。不买菜的大人，在里头逛一逛，像如今的人们走进沃尔玛。挤的时候，往往人仰马翻，忽然一个男人被抓出来捶打,打够了再扭送到税务街北首的收拢所。一个女子跟在后头，十六七岁，要去作证。姜大娘家的二哥在收容所帮忙，相当于半个警察，经常在半透明的的确凉衬衣口袋里，放一张十块钱纸币作钓饵抓小偷，十块钱纸币上有条细线，那头缝在口袋上，小偷把钱抽出来，手也被逮个正着。这些抓小偷的，每天出没在人头攒动处。这天，姜家二哥没逮着小偷，却抓住个长头发男人。我问二哥为啥为啥，二哥看看我，指指那女的，他往人家腚上尿尿……
蔬菜门市部往南是民居一串，老式双开木门，或一片一片拼插的连片门。街面并入沿河西路，有卖秫秸的、卖葛条藤条的，有卖铁皮炉子烟筒的（铁皮炉子烟筒是当时的奢侈品，一般人家都是砖盘的炉子、陶瓷的烟筒、水泥板的暖气包），这类东西，不是每天都有买卖，有买的人家，却不易找到，所以这些店适合开在路边显眼处，不必去繁华地段凑热闹。新盛街北首的东侧，就十分热闹。打头是一个卖甘蔗的，紫皮甘蔗、白皮甘蔗都有。再就是一家居式的小卖部，头顶扎一面帐棚，棚下是各种容器，瓜果糖茶，应有尽有。晚上收摊撤棚，插门睡觉。紧靠着就是那位锡匠。锡匠左手，又是一个高台子的门市部，那是新盛街的肉铺了，比税务街的肉铺大一倍，也不像税务街的肉铺，只有李大爷在那儿把刀蹭来蹭去地卖肉，李大爷把刀蹭来蹭去，只给我们割一点点，因为母亲只割１角钱的肉，托在手心里，肥多瘦少，那时候人们才不要瘦的呢！在我介绍到的这些店铺中间，见缝插针的还有各种游动的小贩，如卖洋茄子（一枚竹哨套一个气球，从竹哨一头往里吹气，气球回缩竹哨鸣响）的，卖鼓噹（旧时一种琉璃做的响器，缩口平底，鼓唇吹气可使平底颤动，发出“鼓噹鼓噹”之声，现已绝迹）的，卖爆米花的，玩撮鼓人（木偶）的，用糖浠做小鸡小猫的，耍猴子的，不一而足。
看出点意思了吧？俨然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1971年的一天，从税务街北头１１７号，走出了十岁的我和我的母亲，走进在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我们顺着铺了“众”字图案型耐火砖的街面上一直向南，走近新盛街口的锡匠摊。我们家使用了一二十年的、烧水用的锡壶化掉了，要打一把新锡壶。锡是熔点最低的金属，却最宜塑造，博山的能工巧匠用锡打制出各式各样的生活器具，烧水用的锡壶，盛酒的酒壶，有钱人家暖被窝的温壶，夜壶等等都是。新盛街口的锡匠摊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，那位锡匠天长日久不管阴天下雨都在那里忙碌，并毫不担心其核心技术被窃。
我们家使用了一二十年的、烧水用的锡壶化掉了，不是一件小事。
一把锡壶，在如今人们的生活中，有一本词典、一套茶具、一筐红富士那样的份量，而在当时，我家那把锡壶，犹如今人家庭中的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一样的重要，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大件家具，它和家里唯一的三圆腿棕床、桐木大漆皮箱、表盘上刻着罗马数字的座钟，共同构成这个家庭的固定资产。一间十平米的房子是公家的，爸爸骑着满山区（青州、临朐、莱芜、章丘等地）跑的金鹿牌大飞轮自行车是公家的，再就是锅碗瓢盆搂壶茶碗一担水桶两只罗哋筐，曾经有过的座柜、三抽桌早就送给了委托部（界于当铺与旧货市场之间那样的门市部）一个月前卖了，支付了母亲子宫切除、脾切除的手术费，尚有６００元的欠款，从父亲每月４１元工资里扣除２０元。２１元四张嘴需要吃一月。卖了座柜，里头的衣服、被窝装进了两个大纸箱，经常因潮湿长毛，时不时地要翻腾出来晒晒。找一只木包装箱，蒙一块几角钱一米的浅蓝色平纹布当底座，支起桐木大漆皮箱当饭桌。这是走进我家的人所能看见的家当。为什么说我家的锡壶化掉了不是一件小事？穷。知道穷为什么让它化掉？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1970年开始的打击现行反革命、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、铺张浪费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其中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，在商业系统是首先从公私合营进来的私营小业主、资产阶级分子头上开刀的，我父亲在公私合营时，曾加入了不足２００元的股份，本来是积极响应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，却从此成为与公有制时代相始终的“专业运动员”，“一打三反”运动自然不能幸免。运动开始，父亲就像今天的干部提拔之前上党校一样，被收入与外界隔离的封闭式学习班。上头规定，贪污盗窃构成1万元的，坚决处以死刑，够上百元的要处以有期徒刑、千元的要处以无期徒刑。这些量刑标准一定像当下聘任制员工面前的合同文本一样，由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向父亲极其同类们交底。在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心目中，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是私营小业主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拿手好戏，又习惯使然，所以这些人的出路是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（这条在司法领域风行近一个世纪、其实与公正、法理南辕北辙的专用术语，在我从键盘上敲出“坦白”二字时竟然自动鱼贯而出，连机器都这样冥顽不化，难怪朱鎔基过不了地雷阵）。
当时，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、个体经营者存在的，对一切敢于搞个人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。所以，“文革”期间的一些农村，许多延续千年的集市贸易被强行取消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一个县份的若干大集市，统一规定在同一天开集，防止一些人今天从这个集上买来，明天到那个集上去贩卖。对保留下来的极其少数集市，只需社员就地出售自留地里的少量农产品，不许贩卖。可是，总会有些人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悄悄地做点小买卖。有些社员一天挣不得１０个、８个工分，一天的工分仅有几分钱，他们不满意，便偷偷去搞贩卖。有些工人不满足每月二三十元的低工资，就借星期日或是假请病假，悄悄做点生意、卖点货物，以图增加收入，他们不敢上集，往往聚集在荒郊野外的避静处进行暗暗交易。更严重的是贩卖票证。那时候一切供应都实行配给制，凭票证和现金购买食品、日用品的。有票有钱可以生存，有钱无票寸步难行。城市市民有多余的粮票，农村社员有多余的布票。所以，有些人就从城里廉价买粮票卖到乡下去，从乡下廉价买布票卖到城里去，可以赚不少的钱。“一打三反”进行得很顺利，据说收获很大。运动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殴打，极少数人被活活打死，极个别的被枪毙或者被判处徒刑，其中包括了一些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。
从学习班出来的父亲没说他在里头挨没挨过打（我只有十岁，说了也是白说，跟母亲说没说我就不知道了），但父亲回到家母亲是又喜又怕，喜的是人还活着，每届学习班都有人结绳上吊，自绝于人民。怕的是父亲回家抱着头在屋中央的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，一语不发，像得了失语症或精神病。我不知道刚刚大病初愈、术后一月的母亲是如何经受住那种极度的精神煎熬？母亲无疑是决绝的，因坦然而决绝。父亲在学习班里大概是粪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交待不出有令人满意的贪污盗窃事实，那就兵不厌诈，从家属身上入手。于是某年某月某日，父亲单位负责人代表，两位循循善诱的阿姨来到了我家，母亲听清楚领导的来意，马上停下与她们的对话，安排我去完成一项光荣的使命——灌一壶凉水，去隔壁姜大娘家的火炉上烧开给阿姨们浸茶喝，然后把屋门一关，上演了一出文革版的《美丽人生》。
十岁，一个狗屁不是的年龄，一眨眼工夫，就把烧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大概已快天黑了吧，那两位带着一片诚意、试图做通母亲工作、让我父亲早交待早主动的阿姨，在历经三四个小时的攻艰破难一无所获以后，怏怏而去。送走客人，母亲把在某处玩得正开心的我喊出来，准备做饭吃饭，一问壶呢？到姜大娘家的火炉上一看，那把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锡壶早已化成了一摊灰，拣都拣不出来……
既然如此，生气也没有用，何况母亲原本就是让我回避生活的狰狞、独挡心灵的戗害，甭说烧毁一把锡壶，就是搭上万贯家产，母亲也会在所不惜。所以当时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，烧了就烧了吧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明天我们去打一把新的。现在想来，母亲当时一派慈言善语还有另一种因素，那就是从两位阿姨的问话中，知道父亲真的还活者！
现在，我要把目光集中在家居式小卖部与新盛街肉铺之间，集中在那位锡匠身上。锡匠的一番工作，将把那出文革版的《美丽人生》演绎到尾声。
母亲去买别的东西，我被交由锡匠代管，安顿在锡匠身边一只板凳上坐下，在那只新锡壶诞生之前不能离开或走动。锡匠的工作在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下开始了。
锡匠是位四五十岁的胖汉，黑眼珠，短平头，大耳朵，白牙齿，一脸油汗加和善，两只大手黑黑的，貌拙而实巧。戴一副蓝帆布套袖，一件蓝帆布围裙，脖子上搭一条油乎乎的毛巾，坐在一只矮凳上，极像一尊弥勒佛。一只风箱摆在右手位置，风筒连接一只火炉，火炉上镦一只坩锅，坩锅里熔化着锡液，液面随火焰的催动，不时浮着起一层粉末状灰烬。从明暗闪烁的液面上，我知道锡液的温度很高。锡液熔融得恰到好处时，锡匠抱起身边的两块石板，上下各一片，每片有一寸来厚，石板上下贴有一种纸质材料。锡匠把其中一片平放在摊平的大腿上，拿一条细绳在距石板边沿一公分的位置围出一个圈，圈的缺口朝前，与锡匠面向的方向一致。然后把另一片石板摞在上头，冲齐。这样，由于线绳的间隔，两块石板之间就有一毫米的间隙，且有一个没有线绳存在的缺口，锡匠端起坩锅，撮嘴吹一吹液面上的灰烬，将坩锅口对准这缺口，准确而平稳地把锡液灌进两板之间，放回坩锅，回头就把上面一快石板掀开，圆圆的一面锡板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它的边界处，就是那条线绳标出的轮廓。如此重复几次，锡匠就得到几面这样厚薄均匀、大小相近的银灰色的锡板。
风箱不管了，坩锅不管了，石板也竖到一边。现在专心致志地处理锡板。
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圆规，铁的，打开一定角度，在一面锡板上兹溜画一个圆，圆规放下，再拿出一把大铁剪，噌噌噌剪下，拿起一块木头，木头的中间有个圆窝，锡匠左手捏着锡板，右手抄起一柄圆头木棰，将锡板边沿部位垫在圆窝里边转边打，转过一圈，敲打了一通，放平 了一看，可不就是一个壶底？
锡匠又摸出一更大的圆规，撑开，这圆规太大了，比那石板还大，怎么使？锡匠这次不画圆，只画了两条平行的弧线，又噌噌噌剪下，一个规规矩矩的扇面，两个扇面剪出来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这不就是锡壶的身子吗？锡匠把扇面担在一根圆木上，上面用另一根圆木一一捻动敲打，扇面渐渐呈现一个弧度，两片弧度相等的扇面对接，锡壶的身子真的就有了。锡匠换了一把铁锤，底下垫着圆木，转动着敲打，这次他不是在改变锡板的弧度，而是在点缀精美的图案，那是整齐排列、细密如鱼鳞的亮光斑点，在壶的腰际闪烁了一圈又一圈。这些配件做好以后，接下来是焊接，先把两个弧状扇面边沿对齐，在火炉里烧红的尖嘴焊锤，蘸着黄香，在一个盛满碎锡的铁盒里点一点锡液，在接缝处往前一冲一冲地焊实，再把锥状圆桶蹲在底座上，沿周边焊实，一把锡壶大致就成型了，至于壶嘴、壶盖、壶提系，其制作工艺也大同小异不存悬念，只是壶盖上除了点上斑点，还要做一个哨子焊上，哨子像一只俄罗斯军人的大盖帽，中间钻一个小孔，气流通过时嘶嘶鸣叫，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做的。
之后，我提着做好的新锡壶，跟在母亲屁股后头，顺着税务街向北走去，渐渐淡出博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路上想，我要是做一把锡壶，除了哨子不响外，也能把水烧开，这把沉甸甸的新锡壶，花去家里近半个月的生活费。后来我曾经很执着地攒牙膏皮，企图真的做一把锡壶，未能得逞。
说锡壶就得说锡匠，说锡匠就得先说新盛街。
还记得老博山的新盛街吗？南头拖着一大截老城墙，直指大核桃园，站在坑坑洼洼的墙头，隔河一望是香市，向南远眺福门桥。新盛街的北头是典型的交通枢纽，向东先过沿河路，随即就是北关桥，进入北关、河东、镇东，通向马行街、县前街；西去是叠道，穿家庙胡同、小核桃园，过西冶街，一路陡坡上了后漆沟，进入制造琉璃、炉棚满坡的西圩，按下不说；新盛街北头，迎面一栋二层楼，红门红窗红楼梯，一点也不觉刺眼，走进店门，扑鼻而来的是经年不变的牛肉蒸包的味道，再见花纸吊顶，青砖铺地，一楼厅堂里靠墙一溜大漆八仙桌，配八只四腿大漆方凳。墙上一个半米见方的出菜口，旁边一张收钱收粮票的三抽桌，桌上一只圆柱体陶瓷筷笼，洗干净的竹筷齐刷刷闯得规规矩矩。出饭店西望，看到很陡的叠道街口，口上有一水果小店，白天时，盛各色红黄水果的条筐、箥箩就摆满了门前，一旁还立一个卖石榴蘸（即糖葫芦）的。由此向北进入税务街。税务街，过去一百年里，兴隆过好几个大户人家，城市改造以前，连片的大宅深院还一座连着一座。街面两侧，依次有卖栗子的、修车补带的、街道诊所、百货商店、药铺、蔬菜门市部、肉铺、旅馆、钟表铺、铁匠铺外加三两家小卖部。
单说新盛街，由北向南说起，西侧第一家是鱼铺，水泥垒的柜台，摆着大头靠、老鼠皮、淋刀鱼、长虫鱼等咸鱼，有时会供应新鲜的淋刀鱼、黄花鱼、青鱼、鲅鱼、八带鱼。一年四季的鱼醒气。同大街鱼铺一样，墙上贴一套“河豚有毒，不能食用”的宣传画，是店里店外唯一的装饰。别看这地方腥臭浓烈，却有一家买瓜子、干果的，四季不变的架式：两辆地排车首尾相联，摆满好几只箥箩，有南瓜子、黑瓜子、朝阳花子，天黑以后“叭”地点亮电石灯，还能抄起那杆精致的小秤，捻来捻去地称瓜子。下一家是蔬菜门市部，高台阶大门，２００个平方的规模，足有税务街蔬菜门市部的十倍，柜台上一字摆开若干台秤，柜台以内的地下、靠墙的台面上堆满紫色的茄子、淡绿的西葫芦、元白菜、粉绿的冬瓜、青白分明的白萝卜、朱红的红萝卜、西红柿、老绿的黄瓜。墙上偌大一面黑板，写满菜名、菜价，冬瓜五分，茄子六分，黄瓜八分等等。柜台外最是宽敞，能容上百人拥挤，不挤的时候，孩子们被允许进去，从北头跑到南头，一气好几个来回。不买菜的大人，在里头逛一逛，像如今的人们走进沃尔玛。挤的时候，往往人仰马翻，忽然一个男人被抓出来捶打,打够了再扭送到税务街北首的收拢所。一个女子跟在后头，十六七岁，要去作证。姜大娘家的二哥在收容所帮忙，相当于半个警察，经常在半透明的的确凉衬衣口袋里，放一张十块钱纸币作钓饵抓小偷，十块钱纸币上有条细线，那头缝在口袋上，小偷把钱抽出来，手也被逮个正着。这些抓小偷的，每天出没在人头攒动处。这天，姜家二哥没逮着小偷，却抓住个长头发男人。我问二哥为啥为啥，二哥看看我，指指那女的，他往人家腚上尿尿……
蔬菜门市部往南是民居一串，老式双开木门，或一片一片拼插的连片门。街面并入沿河西路，有卖秫秸的、卖葛条藤条的，有卖铁皮炉子烟筒的（铁皮炉子烟筒是当时的奢侈品，一般人家都是砖盘的炉子、陶瓷的烟筒、水泥板的暖气包），这类东西，不是每天都有买卖，有买的人家，却不易找到，所以这些店适合开在路边显眼处，不必去繁华地段凑热闹。新盛街北首的东侧，就十分热闹。打头是一个卖甘蔗的，紫皮甘蔗、白皮甘蔗都有。再就是一家居式的小卖部，头顶扎一面帐棚，棚下是各种容器，瓜果糖茶，应有尽有。晚上收摊撤棚，插门睡觉。紧靠着就是那位锡匠。锡匠左手，又是一个高台子的门市部，那是新盛街的肉铺了，比税务街的肉铺大一倍，也不像税务街的肉铺，只有李大爷在那儿把刀蹭来蹭去地卖肉，李大爷把刀蹭来蹭去，只给我们割一点点，因为母亲只割１角钱的肉，托在手心里，肥多瘦少，那时候人们才不要瘦的呢！在我介绍到的这些店铺中间，见缝插针的还有各种游动的小贩，如卖洋茄子（一枚竹哨套一个气球，从竹哨一头往里吹气，气球回缩竹哨鸣响）的，卖鼓噹（旧时一种琉璃做的响器，缩口平底，鼓唇吹气可使平底颤动，发出“鼓噹鼓噹”之声，现已绝迹）的，卖爆米花的，玩撮鼓人（木偶）的，用糖浠做小鸡小猫的，耍猴子的，不一而足。
看出点意思了吧？俨然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1971年的一天，从税务街北头１１７号，走出了十岁的我和我的母亲，走进在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我们顺着铺了“众”字图案型耐火砖的街面上一直向南，走近新盛街口的锡匠摊。我们家使用了一二十年的、烧水用的锡壶化掉了，要打一把新锡壶。锡是熔点最低的金属，却最宜塑造，博山的能工巧匠用锡打制出各式各样的生活器具，烧水用的锡壶，盛酒的酒壶，有钱人家暖被窝的温壶，夜壶等等都是。新盛街口的锡匠摊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，那位锡匠天长日久不管阴天下雨都在那里忙碌，并毫不担心其核心技术被窃。
我们家使用了一二十年的、烧水用的锡壶化掉了，不是一件小事。
一把锡壶，在如今人们的生活中，有一本词典、一套茶具、一筐红富士那样的份量，而在当时，我家那把锡壶，犹如今人家庭中的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一样的重要，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大件家具，它和家里唯一的三圆腿棕床、桐木大漆皮箱、表盘上刻着罗马数字的座钟，共同构成这个家庭的固定资产。一间十平米的房子是公家的，爸爸骑着满山区（青州、临朐、莱芜、章丘等地）跑的金鹿牌大飞轮自行车是公家的，再就是锅碗瓢盆搂壶茶碗一担水桶两只罗哋筐，曾经有过的座柜、三抽桌早就送给了委托部（界于当铺与旧货市场之间那样的门市部）一个月前卖了，支付了母亲子宫切除、脾切除的手术费，尚有６００元的欠款，从父亲每月４１元工资里扣除２０元。２１元四张嘴需要吃一月。卖了座柜，里头的衣服、被窝装进了两个大纸箱，经常因潮湿长毛，时不时地要翻腾出来晒晒。找一只木包装箱，蒙一块几角钱一米的浅蓝色平纹布当底座，支起桐木大漆皮箱当饭桌。这是走进我家的人所能看见的家当。为什么说我家的锡壶化掉了不是一件小事？穷。知道穷为什么让它化掉？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1970年开始的打击现行反革命、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、铺张浪费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其中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，在商业系统是首先从公私合营进来的私营小业主、资产阶级分子头上开刀的，我父亲在公私合营时，曾加入了不足２００元的股份，本来是积极响应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，却从此成为与公有制时代相始终的“专业运动员”，“一打三反”运动自然不能幸免。运动开始，父亲就像今天的干部提拔之前上党校一样，被收入与外界隔离的封闭式学习班。上头规定，贪污盗窃构成1万元的，坚决处以死刑，够上百元的要处以有期徒刑、千元的要处以无期徒刑。这些量刑标准一定像当下聘任制员工面前的合同文本一样，由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向父亲极其同类们交底。在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心目中，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是私营小业主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拿手好戏，又习惯使然，所以这些人的出路是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（这条在司法领域风行近一个世纪、其实与公正、法理南辕北辙的专用术语，在我从键盘上敲出“坦白”二字时竟然自动鱼贯而出，连机器都这样冥顽不化，难怪朱鎔基过不了地雷阵）。
当时，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、个体经营者存在的，对一切敢于搞个人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。所以，“文革”期间的一些农村，许多延续千年的集市贸易被强行取消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一个县份的若干大集市，统一规定在同一天开集，防止一些人今天从这个集上买来，明天到那个集上去贩卖。对保留下来的极其少数集市，只需社员就地出售自留地里的少量农产品，不许贩卖。可是，总会有些人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悄悄地做点小买卖。有些社员一天挣不得１０个、８个工分，一天的工分仅有几分钱，他们不满意，便偷偷去搞贩卖。有些工人不满足每月二三十元的低工资，就借星期日或是假请病假，悄悄做点生意、卖点货物，以图增加收入，他们不敢上集，往往聚集在荒郊野外的避静处进行暗暗交易。更严重的是贩卖票证。那时候一切供应都实行配给制，凭票证和现金购买食品、日用品的。有票有钱可以生存，有钱无票寸步难行。城市市民有多余的粮票，农村社员有多余的布票。所以，有些人就从城里廉价买粮票卖到乡下去，从乡下廉价买布票卖到城里去，可以赚不少的钱。“一打三反”进行得很顺利，据说收获很大。运动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被殴打，极少数人被活活打死，极个别的被枪毙或者被判处徒刑，其中包括了一些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。
从学习班出来的父亲没说他在里头挨没挨过打（我只有十岁，说了也是白说，跟母亲说没说我就不知道了），但父亲回到家母亲是又喜又怕，喜的是人还活着，每届学习班都有人结绳上吊，自绝于人民。怕的是父亲回家抱着头在屋中央的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，一语不发，像得了失语症或精神病。我不知道刚刚大病初愈、术后一月的母亲是如何经受住那种极度的精神煎熬？母亲无疑是决绝的，因坦然而决绝。父亲在学习班里大概是粪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交待不出有令人满意的贪污盗窃事实，那就兵不厌诈，从家属身上入手。于是某年某月某日，父亲单位负责人代表，两位循循善诱的阿姨来到了我家，母亲听清楚领导的来意，马上停下与她们的对话，安排我去完成一项光荣的使命——灌一壶凉水，去隔壁姜大娘家的火炉上烧开给阿姨们浸茶喝，然后把屋门一关，上演了一出文革版的《美丽人生》。
十岁，一个狗屁不是的年龄，一眨眼工夫，就把烧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大概已快天黑了吧，那两位带着一片诚意、试图做通母亲工作、让我父亲早交待早主动的阿姨，在历经三四个小时的攻艰破难一无所获以后，怏怏而去。送走客人，母亲把在某处玩得正开心的我喊出来，准备做饭吃饭，一问壶呢？到姜大娘家的火炉上一看，那把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锡壶早已化成了一摊灰，拣都拣不出来……
既然如此，生气也没有用，何况母亲原本就是让我回避生活的狰狞、独挡心灵的戗害，甭说烧毁一把锡壶，就是搭上万贯家产，母亲也会在所不惜。所以当时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，烧了就烧了吧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明天我们去打一把新的。现在想来，母亲当时一派慈言善语还有另一种因素，那就是从两位阿姨的问话中，知道父亲真的还活者！
现在，我要把目光集中在家居式小卖部与新盛街肉铺之间，集中在那位锡匠身上。锡匠的一番工作，将把那出文革版的《美丽人生》演绎到尾声。
母亲去买别的东西，我被交由锡匠代管，安顿在锡匠身边一只板凳上坐下，在那只新锡壶诞生之前不能离开或走动。锡匠的工作在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下开始了。
锡匠是位四五十岁的胖汉，黑眼珠，短平头，大耳朵，白牙齿，一脸油汗加和善，两只大手黑黑的，貌拙而实巧。戴一副蓝帆布套袖，一件蓝帆布围裙，脖子上搭一条油乎乎的毛巾，坐在一只矮凳上，极像一尊弥勒佛。一只风箱摆在右手位置，风筒连接一只火炉，火炉上镦一只坩锅，坩锅里熔化着锡液，液面随火焰的催动，不时浮着起一层粉末状灰烬。从明暗闪烁的液面上，我知道锡液的温度很高。锡液熔融得恰到好处时，锡匠抱起身边的两块石板，上下各一片，每片有一寸来厚，石板上下贴有一种纸质材料。锡匠把其中一片平放在摊平的大腿上，拿一条细绳在距石板边沿一公分的位置围出一个圈，圈的缺口朝前，与锡匠面向的方向一致。然后把另一片石板摞在上头，冲齐。这样，由于线绳的间隔，两块石板之间就有一毫米的间隙，且有一个没有线绳存在的缺口，锡匠端起坩锅，撮嘴吹一吹液面上的灰烬，将坩锅口对准这缺口，准确而平稳地把锡液灌进两板之间，放回坩锅，回头就把上面一快石板掀开，圆圆的一面锡板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它的边界处，就是那条线绳标出的轮廓。如此重复几次，锡匠就得到几面这样厚薄均匀、大小相近的银灰色的锡板。
风箱不管了，坩锅不管了，石板也竖到一边。现在专心致志地处理锡板。
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圆规，铁的，打开一定角度，在一面锡板上兹溜画一个圆，圆规放下，再拿出一把大铁剪，噌噌噌剪下，拿起一块木头，木头的中间有个圆窝，锡匠左手捏着锡板，右手抄起一柄圆头木棰，将锡板边沿部位垫在圆窝里边转边打，转过一圈，敲打了一通，放平 了一看，可不就是一个壶底？
锡匠又摸出一更大的圆规，撑开，这圆规太大了，比那石板还大，怎么使？锡匠这次不画圆，只画了两条平行的弧线，又噌噌噌剪下，一个规规矩矩的扇面，两个扇面剪出来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这不就是锡壶的身子吗？锡匠把扇面担在一根圆木上，上面用另一根圆木一一捻动敲打，扇面渐渐呈现一个弧度，两片弧度相等的扇面对接，锡壶的身子真的就有了。锡匠换了一把铁锤，底下垫着圆木，转动着敲打，这次他不是在改变锡板的弧度，而是在点缀精美的图案，那是整齐排列、细密如鱼鳞的亮光斑点，在壶的腰际闪烁了一圈又一圈。这些配件做好以后，接下来是焊接，先把两个弧状扇面边沿对齐，在火炉里烧红的尖嘴焊锤，蘸着黄香，在一个盛满碎锡的铁盒里点一点锡液，在接缝处往前一冲一冲地焊实，再把锥状圆桶蹲在底座上，沿周边焊实，一把锡壶大致就成型了，至于壶嘴、壶盖、壶提系，其制作工艺也大同小异不存悬念，只是壶盖上除了点上斑点，还要做一个哨子焊上，哨子像一只俄罗斯军人的大盖帽，中间钻一个小孔，气流通过时嘶嘶鸣叫，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做的。
之后，我提着做好的新锡壶，跟在母亲屁股后头，顺着税务街向北走去，渐渐淡出博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路上想，我要是做一把锡壶，除了哨子不响外，也能把水烧开，这把沉甸甸的新锡壶，花去家里近半个月的生活费。后来我曾经很执着地攒牙膏皮，企图真的做一把锡壶，未能得逞。
